编者按:科幻小说的超凡魅力之一,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。阅读过去的科幻小说,我们总会发现其中一些设想在现在成为了现实。但是细心来看,每个科幻作者都无法跳出时代背景的限制。那么,我们是否可以在现在的科幻小说中管窥未来的技术发展呢?本文编译自jstor daily原题为“Can Science Fiction Predict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?”的文章。
技术一方面通过提升生产力消除不平等,另一方面又让人们更难找到工作,从而加剧不平等。
互联网一方面让我们享受到无与伦比的信息自由和表达自由,另一方面又将我们交给监视和操纵。
移动设备让我们离开桌子,带给我们还游世界的自由,但是它从另一方面又将我们与“持续访问”这一期待捆绑在一起,而且还让我们遭受“数字分心”这样的诅咒。
如果说我们在预测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影响时碰到困难,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。事实上,人类想象力恰好证明科技难以预测。
我说的是科幻小说,里面总是有许多想象的技术。另外,科幻小说还会想象可能的未来,或者是可以替代的现在(还有过去)。
如果有谁想预测未来的数字世界会变成怎样,阅读科幻小说能带来不少帮助。《科幻小说与未来》(Science Fiction and the Future)引述Arthur C. Clarke的话说:“对于任何想预测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人来说,阅读科幻小说是一项关键训练。”在《科幻小说——是的,科幻小说——是否预示着新闻的未来?》(Does science fiction — yes, science fiction — suggest futures for news)一文中,Loren Ghiglione引述作家Orson Scott Card的话,这段话讨论科幻小说“实验思维”的必要性,他说:“我们必须思考它们,如果最坏的情况到来,我们就知道如何在那样的宇宙生活了。”
两篇文章都主张要利用小说来审视未来,观点挺新颖。在《未来主义是否已经失败》(Has Futurism Failed?)一文中,David Rejeski和Robert L. Olson write这样写道:
就在此时孕育了当代读者所认为的科幻小说。在《科幻小说研究》(Science Fiction Studies)中,早期科幻历史学家Hugo Gernsback写道:
正是在Wells的推动下,我们才有了预测未来技术的文学传统。在《直到昨天的未来》(The Future Through Yesterday)一文中,Stephen J. DeCanio说:
我们也许可以说Wells打开了借助小说预测技术的大门,也可以说他成为预测错误这一传统的起点。DeCanio评价道:“Wells描绘的愿景与未来现实很不相符。”他还说:
挑选任何一本科幻书,如果是在现有技术出现之前写的,也就是说这些书是2010年之前写的,你会发现里面的想象有着相似的错误。
例如Edward Bellamy,他和Wells是同时代的人。1888年,Edward Bellamy写了《向后看》(Looking Backward),他幻想了2000年的场景,认为技术会导致男女分工出现重组。在《The Kitchen of Futures Past》一文中,Nicholas Buchanan提到这部名叫《向后看》的小说,他评价说:“小说捕捉到了时代的热情,当时大家认为技术可以让我们实现乌托邦。”包括这样的梦想:
按照Buchanan的看法,Bellamy的预测犯了明显错误,他对科技、经浊、社会安排的关系存在误解,这种误解限制了想象,他无法理解妇女享有更多平等的世界会是怎样的。按照Bellamy的看法,妇女在职业选择和政治权利方面受到限制,主要是因为她们在劳动中受到限制。Buchanan写道:“按今天的标准衡量,Bellamy对于性别平等问题抱有极为落后的看法,他想象的方式跳不出同时代的偏见。”
在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《1984》中,技术预测存在同样的缺陷,Heinz C. Luegenbiehl在文章《1984和科技的威力》(1984 and the Power of Technology)一文中写道:
Luegenbiehl认为:“书中讨论的技术发展的确相当原始。今天,我们可以轻松指出各个领域的发展,让奥威尔所预测的技术愿景感到羞愧。“
按照Lugenbiehl的看法,奥威尔对技术的看法过于狭窄、过于乌托邦,这是一大错误。奥威尔坚信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结束极权主义,由于技术带来增长,人与人之间不会再有财富差异,有了闲暇时间,然后人类开始自行思考,最终导致现有社会架构的崩溃。
1984年,人类开始进入计算机时代,Lugenbiehl在这一年描绘说:
Lugenbiehl早在1984年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,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,因为科幻小说的预测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想触及多远的未来。
所有技术预测基本上都被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所蒙蔽,还有就是,我们很难理解当前现实会让我们的愿景出现多大偏见,如何塑造我们的愿景。
Joseph F. Coates和Jennifer Jarratt在《探索未来》(Exploring the Future)一文中说:“今天是明天最好的指示器,但是当我们预测未来时,今天的价值会一直降低。所有的趋势最终会降速,停止,迅速改变方向,或者逆转。”David N. Samuelson在《Modes of Extrapolation》一文中也说:“我们所想象的未来越遥远……就会有越多的科技创新、越多的交叉影响、二次影响带来更多相互作用。”
交叉影响与二次影响不只限制了科幻小说的想象力,而且限制了其它技术预测。Samuelson写道:“天文预测还是相当可靠的,天气预测也比我们认为的更准确。但是如果预测涉及到人类行为,那就大有问题了。”
然而,对于所有科技预测,最终不只涉及到科学,还涉及到人,而且二者分量相当。人类不只决定应该创造哪类科技,如何创造,还决定技术如何传播,如何使用。也就是说,所有科技预测最终都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,而我们又很难理解当前现实会给愿景带来怎样的偏见,又是如何塑造愿景的:如果我们属于轨迹的一部分,就能难超越轨迹去观察。正如John Huntington所说的:
当我们讨论科幻小说本身的预测价值时,总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:人类预测未来的能力受到了现有社会条件的严重限制,受到推断能力的限制(不只是几十年,还有几个世纪),受到固有保守主义的限制(总是喜欢根据过往模式进行预测)。所有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非小说预测,我们对现实技术的希望和恐惧同样受到“人与现在”这一关系的限制。
最终,失望的不只有科幻小说爱好者,还有那些在未来主义中寻找线索,想搞清未来几年技术会给生活带来何种变化的人。Rajeski和Olson指出:“作为人类就是要思考未来。”此时此刻,时间似乎过得如此之快(科技迅速进化,大过15-20岁的人能清楚记得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世界,那时和现在完全不同),预测未来的工作变得比以往更紧迫。我们不只在寻找线索,想知道生活在未来50年或者100年会变成怎样;还想知道生活在接下来10年会变成怎样。
即使是最棒的推测型作家也无法对即将到来的变化给出可靠指南,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科幻小说。正如Huntington所说的:“虽然科幻小说给我们一种感觉,似乎人类面对的是未知,但是它真正的高见一般来自已知的东西,其主要价值并不是训练人类面对未来,而是引出一些特定问题,这些问题因科学而生,它们关注的不是未来,而是现在。”
也许科幻小说家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机器人统治者将会降临,也许他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我们的大脑能直接连接互联网,以何种方式连接,也许他们无法预测未来几年我们的通信方式会变成怎样。当新技术到来,我们卷入痛苦而强大的生活斗争,他们拿起镜子,照向生活,让我们可以反思科技带来的最大挑战:如何应对今天技术所扮演的角色。